光影之外，声息之间——我的北电艺考纪事
北京，冬天的风像一把锋利的刀子，毫不留情地刮过脸颊，我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黑色羽绒服，站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，仰望着那块刻着校名的巨大石碑，阳光斜斜地照在上面，反射出冰冷而坚硬的光，那一刻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仿佛三年来所有的坚持、所有的怀疑、所有的期盼,都凝结在了这方寸之间的寒意里。
我叫林风，一个来自南方小城的普通高中生，我的世界，曾一度被框在书本和试卷的方格子里，直到高二那年，一部黑泽明的《罗生门》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，原来，电影可以这样讲故事，可以这样探索人性的深渊，可以这样用光影编织梦境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那块闪烁的银幕背后，是一个由光影、声音和思想构筑的广阔宇宙，从那天起，一颗名为“导演”的种子,在我心里疯狂地生根发芽。
我的艺考之路,是从一场孤独的远征开始的。
为了备考，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活动，同学们在周末打球、逛街、谈恋爱时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遍遍地拉片、写影评，我分析了库布里克的每一个镜头构图，研究了王家卫的色调美学，背诵了无数经典剧本的台词，我的书桌上，除了五三，电影艺术》、《故事》、《认识电影》这些大部头，我的父母起初是反对的，在他们看来，那是一条比高考更不确定、更虚无缥缈的路，我至今记得父亲和我那次激烈的争吵，他拍着桌子说：“林风，你要现实一点！搞艺术，饿不死也发不了财！”
我没有争辩，只是默默地拿起手机，给他看我在豆瓣上发表的影评，看那些陌生网友给我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告诉他：“爸，我不是在玩，我是在学习一种语言，这种语言，我想用一辈子去说。”或许是看到了我眼里的光，或许是妥协于我的固执，他们不再反对,只是默默地为我凑齐了那笔不菲的培训费和考试报名费。
在省城的艺考培训机构里，我见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“同类”，我们像一群被命运召集的信徒，怀揣着各自的导演梦，挤在狭小的教室里，听着老师讲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”和“场面调度”，这里有骄傲的富家子弟，拿着最新款的摄像机，谈论着欧洲电影节；也有像我一样，来自普通家庭，靠着一腔孤勇前行的“草根”，我们之间有过竞争，有过嫉妒，但更多的是惺惺相惜，我们会在深夜的宿舍里，互相点评彼此的作品，会因为一个镜头的争论而面红耳赤，也会在模拟面试失败后，拍着对方的肩膀说“没关系，下次再来”。
那段日子，是痛并快乐着的，我第一次用借来的DV机，带着剧组成员在零下五度的冬夜，拍摄一部关于城市边缘拾荒者的短片，我的手冻得通红，按不住快门，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下来，但当我看到监视器里，那个佝偻的背影在昏黄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时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，那种感觉,比任何一次模拟考的满分都更让我激动。
当省考的合格证像雪片一样飞来时，我知道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——北电。
北电，是所有电影人心中的圣地，也是最残酷的战场，它的初试，是文史哲及艺术常识的笔试，那一题，考的是《公民凯恩》的叙事结构；那一题，问的是“库里肖夫效应”的定义，我几乎是从《电影艺术》的扉页开始，一个字一个字啃过来的，当看到题目时，我心中默念“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宿命”，然后奋笔疾书，走出考场，看到身边有人因为“声画对立”和“声画同步”的区别而抓耳挠腮时，我知道,我的坚持没有白费。
复试，是三分钟的自我介绍和回答考官提问，我准备了整整一个冬天，自我介绍，我摒弃了“我叫林风，来自XX，热爱电影”这种千篇一律的开场，而是用一段精心设计的独白，讲述了我从《罗生门》到决定报考北电的心路历程，我告诉考官，我的电影梦，不是为了名利，而是为了记录那些被时代洪流淹没的、普通人的微光。
真正的考验，在复试的问答环节，一位戴着金丝眼镜、气场强大的女考官问我：“同学，你刚才说想记录普通人的故事，那你认为，‘普通’和‘平庸’有什么区别？”
这个问题像一颗子弹，正中我的要害，我愣了一下，大脑飞速运转，我想到了我的短片，想到了那个拾荒者，想到了我的父母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回答道：“考官老师，我认为‘普通’是生活的常态，是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的、独一无二的烟火气，它可能不完美，甚至有些狼狈，但它真实、鲜活，充满了生命力，而‘平庸’，是一种态度，是一种对生活失去感知和热情的麻木，我的电影，想做的，就是去发现‘普通’中的不凡，去唤醒人们对‘平庸’的警惕，就像我的父亲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，但他用双手撑起一个家，他的爱，一点也不普通。”
说完，我看到那位女考官的嘴角，似乎微微动了一下，我不知道那是赞许还是别的什么，但我已经把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，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卸下了所有的伪装，像一个真正的导演,在阐述自己的电影观。
如果说复试是心理战，那么三试，就是一场赤裸裸的生存演练，三试是现场创作，抽到题目后，有24小时的时间，团队需要完成一部3-5分钟的短片。 是《最后一盏灯》。 我们五个人立刻开始了头脑风暴，一个来自东北的男生提议拍一个深夜值班的保安，他坚守着最后一盏灯，守护着大楼的安全，一个打扮很潮的女生想拍一个失恋的女孩，在黑夜里，只有床头灯陪着她，讨论声在宾馆的小房间里回荡,气氛一度很焦灼。
我听着，一直没有说话，直到他们声音渐歇，我才开口：“我们能不能把‘灯’的概念，再扩大一点？它不一定是一盏实体灯。”
所有人都看向我。
“我想到一个故事，”我缓缓地说，“在一个老旧的居民楼里，马上就要拆迁了，楼里住着一个孤寡老人，他舍不得走，因为这里有他老伴的回忆，拆迁队把整栋楼的电都断了，只给他家留了一盏应急灯，这盏灯，是他和这个世界的最后连接，而故事的高潮，是有一天，这盏灯也不亮了，在一片漆黑中，老人摸索着，找到了老伴生前留下的一盏煤油灯，他点亮了它，昏黄的光芒里，他仿佛看到了老伴的笑脸，最后一盏灯，不是电灯，而是人心里的那盏灯。”
我的故事讲完，房间里一片寂静，几秒钟后，那个东北男生一拍大腿：“绝了！就是这个味儿！”
接下来的24小时，我们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分镜头、找场地、联系演员、准备道具，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，只能用一部单反相机，我们跑到即将拆迁的居民楼，用口香糖粘上应急灯，模拟断电的效果，扮演老人的，是我们团队里一个同学的爷爷，他听我们讲完故事,眼眶都红了。
拍摄那天，北京的寒风刺骨，我们在一个废弃的楼道里，一遍遍地拍摄老人点亮煤油灯的镜头，老人的手在抖，我们的心也在抖，当镜头里，那团小小的、温暖的火苗终于亮起时，我们所有人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那一刻，我们不再是为了考试而拍电影，我们是在用影像,完成一次对生命和记忆的致敬。
交片的时候，我们抱着那台笨重的电脑，手心全是汗，当考官按下播放键，我们五个人在门外,紧张得几乎无法呼吸。
影片放完，门开了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，走出来，看着我们，缓缓地说：“这个故事，很朴素，但是很真诚，你们拍出了光，也拍出了人心。”
那一刻，我知道,我们赢了。
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，每天刷新着招生网，看着那个空荡荡的页面，我的心就像坐过山车，直到那一天，我收到了那条短信：“林风同学，恭喜你，通过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专业考试。”
我拿着手机，站在阳台上，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，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，我想起了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想起了培训教室里昏黄的灯光，想起了那个在寒风中点燃煤油灯的背影，这三千个日夜的挣扎与奋斗，在这一刻，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，顺着脸颊,滴落在脚下的土地上。
后来，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北电的校服，走进了那个我曾无数次在梦里梦见的校园，我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艺考的结束，不是梦想的终点，而是一条更艰难、更漫长的道路的起点。
但每当我在电影资料馆看一场老电影，每当我在片场熬夜拍到凌晨，每当我在剪辑台前为一帧画面而反复打磨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个站在北电门口的冬天，想起那块冰冷的石碑，想起那场关于“最后一盏灯”的考试，想起那段光影之外、声息之间的青春。
那是我人生中最纯粹、最勇敢的一段时光，它告诉我，只要心中有光，脚下便有路，而那条通往电影圣殿的路，我,才刚刚开始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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